所見與非所見：《我在中山劉公館》的典藏策展實踐

《我在中山劉公館》展覽現場。（攝影：複氧國際多媒體）

踏入玄關，我們猶如客人一般，被邀請進入這個家屋。「歡迎光臨中山劉公館」像是主人翁的一句：「歡迎來到我們家，不用客氣，把這裡當成自己家。」進入這座「館中館」，觀者從而放下較拘束的觀展狀態，悠閒地在黑色皮質沙發上欣賞Bill Viola的《The Innocents》，自在地躺在床上看著崔廣宇的十八銅人系列，或是坐在懸掛陳建榮作品下的工作桌，眺望落地窗外的景色……

北美館為慶祝三十週年，推出首次的實驗典藏策展計畫，邀請三位外部策展人以該館典藏品為基底，從個人觀點重新詮釋，以帶給觀者不同於過往典藏展的觀看角度。其中，「我在中山劉公館」於北美館二樓的206室展出，策展人秦雅君欲在此製造一個錯覺，使觀者進入展場，卻宛如進入另一個非展場空間，試圖吻合又背離典藏展的宗旨。秦雅君邀請劉榮祿，設計這座美術館的「家屋」，而兩人再各以不同觀點，進行典藏品的空間配置。因此，「我」展不僅是館中館，更是作品中的作品，策展實踐上具有三個層次：秦雅君做為執行上層的策展人、劉榮祿創造家屋、典藏品納入家屋的一部分。如此一來，策展人在機構之下的運作，同時亦需兼顧「再現」與「重構」兩個面向的調和。此展覽將「場域」直接指向另一擬真空間，使其從公開轉至私密，卻又指向兩者疊合的狀態。而典藏展本身需再現脈絡，並與時代對話的任務，似乎也因當代典藏策展的實踐，導向另一種開放狀態。

在人類與家屋的動態共同體中，在家屋和宇宙間的動態對峙中，我們已經遠離了任何單純的幾何學形式的參考架構。–Gaston Bachelard〔註一〕

身為美術館中的家屋，《中山劉公館》內部的作品無不因整體氛圍，而指向另一個意象，亦即將自身轉向較為私密的狀態。關於空間與意象之間的私密關係，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在《空間詩學》書中提出「純粹現象學」，即不需等待想像成物，而直接指涉想像的意識。就巴舍拉的觀點來看，藝術作品的最初狀態皆為純粹想像的存有，創作則是將心中的私密以作品形式表達出來〔註二〕。然而，當作品置入展場，功能轉為與世界溝通，私密的浩瀚感就轉為開放狀態。就此來看，《中山劉公館》與其他典藏作品屬於「私密空間」，而北美館則屬於「世界空間」。「我」展試圖將兩種空間疊合，使作品以及觀者經驗從開放性回歸私密性。然而，置於美術館中的擬真家屋，仍在公立美術館對大眾開放的性格之內，使整體在私密與世界空間達到平衡，不往任何一邊傾斜。

美術館機制可說是家屋的外圍天地，引領家屋的閱讀者：觀眾；而家屋內部的組成元素是北美館典藏品、藝術家是其組成建構者；、策展人則是家屋的書寫者。這些角色的聚集，以賽門．謝克（Simon Sheikh）引自藝術家Julie Ault所言：展覽是一個「社會性的場域」，不僅是各面向的交會處，更建構出展覽書寫、延伸意義，甚至是想像的歷史〔註三〕。對此，「我」展試圖以擬真家屋，去除白盒子空間的框架，巧妙地運用擁有對外陽台以及大型落地窗的206室，使室內室外空間得以整合。206室最早便是專門做為常設典藏的展示空間，卻因為長期典藏策略不明，而沒有被充分使用〔註四〕，而「我」展則充分利用了206室的優勢，包括空間型態及相對的能動性，賦予其更多展示的可能性。

「場域」對當代展覽的重要性不容小覷，主題、作品與展示皆影響觀者的解讀。「我在中山劉公館」的空間敘事，使觀者轉變以往靜態的觀展方式，成為相對具有能動性的觀看，不再只是被動接收知識的客體，而成為展覽主體的一部分。因此，策展實踐過程中，策展人需要思考空間敘事會引發何種閱讀方式，這可能是立即可讀，也可能是需長時間的消化吸收，但對「我」展而言，觀者的閱讀則是第三種狀況，亦即在設限的意義建構下，產生不同的對應。換言之，由於家屋在兩種世界的疊合下，使閱讀者不受動線規劃、不受作品說明卡的干擾，以自身去感受、參與解讀整個家屋。

秦雅君此次策展實踐上的思考，關注於展場的「所見」與「非所見」。上述作品、空間、觀者與事件是其「所見」，而「人」的關係在策展實踐中則是「非所見」，亦即策展人與藝術家、機構之間的合作關係。如她所言：「我希望我的展覽可以是一項對所有參與者都足以產生影響的事件......」〔註五〕。《中山劉公館》是秦雅君邀請劉榮祿進行的家屋計畫，其中的家具、陳設及空間配置主要由劉榮祿決定，再與秦進行典藏品的各面向討論，包括空間上的視覺效果、典藏品自身的位階，以及作品內容等做為配置考量。這樣針對場域的「現地製作」，一方面考驗身為家屋建構者的藝術家，該如何完成家屋，又不使典藏品淪為裝飾物。另一方面是策展人的角色定位，如何於藝術家、機構的合作關係下，達到理想的策展實踐，同時保留家屋與典藏品的靈光所在，兩者皆為「我」展所帶出的思考層面。

此次北美館所推動的實驗典藏策展，外部策展人需同時兼顧「再現」與「重構」，既不失去美術館的核心責任，又仍保有別出心裁的當代策展實踐。傳統典藏展的主要任務在於凸顯美術館個性的核心，並與時代進行對話，亦即執行「再現」的任務（再現藏品以及其所屬脈絡）。然而，呂佩怡曾指出當代策展更關注的是當下時間的靈魂照料，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美術館需具有的普世資料庫想法〔註六〕。就傳統典藏展與當代典藏展的差異，「我」展則是在兩者間進行一場實驗，整合過去，卻又照料了當下，以創造未來。此時展覽不再只是一個對象，而是「行動」，或是足以改變某些狀態的可能性實踐。在這樣一個聚集意義與人的「社會性場域」，更關注的是藝術與社會間的關係，不只是展覽的所見，同時再現了非所見的層面。將「典藏品不再只是典藏品」是所有美術館需面對的重要課題，目前雖仍難以確立往後的長遠走向，但此次北美館的嘗試，的確賦予典藏品一股新的活力與面貌。「我在中山劉公館」確實在這樣的實驗下引導出問題，雖非直接予以回應，卻因家屋的公、私空間疊合，以及展覽背後的合作關係中，凸顯不同於過往欲以過去創造未來的方式，轉至將過去置於「當下」，再創造未來可能性的展覽實踐。

【註解】

〔註一〕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台北：張老師文化），頁116。

〔註二〕同註一，頁169-170。

〔註三〕賽門．謝克(Simon Sheikh)在其文章中提及藝術家Julie Ault認為展覽已經不再是再現而已，而是聚集了各種意義與關係的政治性場域，或者說是社會性場域。–此段引自Simon Sheikh在《構成的成效與影響：論策展實踐的可能與不可能》講座中的原稿文章：〈Introduction : Exhibition and Discourse〉。

〔註四〕葉偉立、吳語心，〈永遠的206室〉（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13年3月號，No.166）。

〔註五〕秦雅君、吳牧青，〈關於策展，我（們）曾經是這麼想的......〉（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13年4月號，No.167）。

〔註六〕呂佩怡，〈當代策展的徵狀與困境〉（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13年4月號，No.167）。

(本文刊登於 非常評論Very View No.14)https://www.facebook.com/veryview?fref=ts

(本文同時刊登於 《a.m.post》No.102–2014年 1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