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22.2013

所見與非所見:《我在中山劉公館》的典藏策展實踐

《我在中山劉公館》展覽現場。(攝影:複氧國際多媒體




踏入玄關,我們猶如客人一般,被邀請進入這個家屋。「歡迎光臨中山劉公館」像是主人翁的一句:「歡迎來到我們家,不用客氣,把這裡當成自己家。」進入這座「館中館」,觀者從而放下較拘束的觀展狀態,悠閒地在黑色皮質沙發上欣賞Bill Viola的《The Innocents》,自在地躺在床上看著崔廣宇的十八銅人系列,或是坐在懸掛陳建榮作品下的工作桌,眺望落地窗外的景色……

北美館為慶祝三十週年,推出首次的實驗典藏策展計畫,邀請三位外部策展人以該館典藏品為基底,從個人觀點重新詮釋,以帶給觀者不同於過往典藏展的觀看角度。其中,「我在中山劉公館」於北美館二樓的206室展出,策展人秦雅君欲在此製造一個錯覺,使觀者進入展場,卻宛如進入另一個非展場空間,試圖吻合又背離典藏展的宗旨。秦雅君邀請劉榮祿,設計這座美術館的「家屋」,而兩人再各以不同觀點,進行典藏品的空間配置。因此,「我」展不僅是館中館,更是作品中的作品,策展實踐上具有三個層次:秦雅君做為執行上層的策展人、劉榮祿創造家屋、典藏品納入家屋的一部分。如此一來,策展人在機構之下的運作,同時亦需兼顧「再現」與「重構」兩個面向的調和。此展覽將「場域」直接指向另一擬真空間,使其從公開轉至私密,卻又指向兩者疊合的狀態。而典藏展本身需再現脈絡,並與時代對話的任務,似乎也因當代典藏策展的實踐,導向另一種開放狀態。


在人類與家屋的動態共同體中,在家屋和宇宙間的動態對峙中,我們已經遠離了任何單純的幾何學形式的參考架構。–Gaston Bachelard〔註一〕


身為美術館中的家屋,《中山劉公館》內部的作品無不因整體氛圍,而指向另一個意象,亦即將自身轉向較為私密的狀態。關於空間與意象之間的私密關係,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在《空間詩學》書中提出「純粹現象學」,即不需等待想像成物,而直接指涉想像的意識。就巴舍拉的觀點來看,藝術作品的最初狀態皆為純粹想像的存有,創作則是將心中的私密以作品形式表達出來〔註二〕。然而,當作品置入展場,功能轉為與世界溝通,私密的浩瀚感就轉為開放狀態。就此來看,《中山劉公館》與其他典藏作品屬於「私密空間」,而北美館則屬於「世界空間」。「我」展試圖將兩種空間疊合,使作品以及觀者經驗從開放性回歸私密性。然而,置於美術館中的擬真家屋,仍在公立美術館對大眾開放的性格之內,使整體在私密與世界空間達到平衡,不往任何一邊傾斜。

美術館機制可說是家屋的外圍天地,引領家屋的閱讀者:觀眾而家屋內部的組成元素是北美館典藏品藝術家是其組成建構者;策展人則是家屋的書寫者。這些角色的聚集,以賽門.謝克(Simon Sheikh)引自藝術家Julie Ault所言:展覽是一個「社會性的場域」,不僅是各面向的交會處,更建構出展覽書寫、延伸意義,甚至是想像的歷史〔註三〕。對此,「我」展試圖以擬真家屋,去除白盒子空間的框架,巧妙地運用擁有對外陽台以及大型落地窗的206室,使室內室外空間得以整合。206室最早便是專門做為常設典藏的展示空間,卻因為長期典藏策略不明,而沒有被充分使用〔註四〕,而「我」展則充分利用了206室的優勢,包括空間型態及相對的能動性,賦予其更多展示的可能性。

「場域」對當代展覽的重要性不容小覷,主題、作品與展示皆影響觀者的解讀。「我在中山劉公館」的空間敘事,使觀者轉變以往靜態的觀展方式,成為相對具有能動性的觀看,不再只是被動接收知識的客體,而成為展覽主體的一部分。因此,策展實踐過程中,策展人需要思考空間敘事會引發何種閱讀方式,這可能是立即可讀,也可能是需長時間的消化吸收但對「我」展而言,觀者的閱讀則是第三種狀況,亦即在設限的意義建構下,產生不同的對應。換言之,由於家屋在兩種世界的疊合下,使閱讀者不受動線規劃、不受作品說明卡的干擾,以自身去感受、參與解讀整個家屋。

秦雅君此次策展實踐上的思考,關注於展場的「所見」與「非所見」。上述作品、空間、觀者與事件是其「所見」,而「人」的關係在策展實踐中則是「非所見」,亦即策展人與藝術家、機構之間的合作關係。如她所言:「我希望我的展覽可以是一項對所有參與者都足以產生影響的事件......〔註五〕。《中山劉公館》是秦雅君邀請劉榮祿進行的家屋計畫,其中的家具、陳設及空間配置主要由劉榮祿決定,再與秦進行典藏品的各面向討論,包括空間上的視覺效果、典藏品自身的位階,以及作品內容等做為配置考量。這樣針對場域的「現地製作」,一方面考驗身為家屋建構者的藝術家該如何完成家屋,又不使典藏品淪為裝飾物。另一方面是策展人的角色定位,如何於藝術家、機構的合作關係下,達到理想的策展實踐,同時保留家屋與典藏品的靈光所在,兩者皆為「我」展所帶出的思考層面。

此次北美館所推動的實驗典藏策展,外部策展人需同時兼顧「再現」與「重構」,既不失去美術館的核心責任,又仍保有別出心裁的當代策展實踐。傳統典藏展的主要任務在於凸顯美術館個性的核心,並與時代進行對話,亦即執行「再現」的任務(再現藏品以及其所屬脈絡)。然而,呂佩怡曾指出當代策展更關注的是當下時間的靈魂照料,不同於傳統意義上美術館需具有的普世資料庫想法〔註六〕。就傳統典藏展與當代典藏展的差異,「我」展則是在兩者間進行一場實驗,整合過去,卻又照料了當下,以創造未來。此時展覽不再只是一個對象,而是「行動」,或是足以改變某些狀態的可能性實踐。在這樣一個聚集意義與人的「社會性場域」,更關注的是藝術與社會間的關係,不只是展覽的所見,同時再現了非所見的層面。將「典藏品不再只是典藏品」是所有美術館需面對的重要課題,目前雖仍難以確立往後的長遠走向,但此次北美館的嘗試,的確賦予典藏品一股新的活力與面貌。「我在中山劉公館」確實在這樣的實驗下引導出問題,雖非直接予以回應,卻因家屋的公、私空間疊合,以及展覽背後的合作關係中,凸顯不同於過往欲以過去創造未來的方式,轉至將過去置於「當下」,再創造未來可能性的展覽實踐。





【註解】

〔註一〕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台北:張老師文化),頁116
〔註二〕同註一,頁169-170
〔註三〕賽門.謝克(Simon Sheikh)在其文章中提及藝術家Julie Ault認為展覽已經不再是再現而已,而是聚集了各種意義與關係的政治性場域,或者說是社會性場域。此段引自Simon Sheikh在《構成的成效與影響:論策展實踐的可能與不可能》講座中的原稿文章:〈Introduction : Exhibition and Discourse〉。
〔註四〕葉偉立、吳語心,〈永遠的206室〉(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133月號,No.166)。
〔註五〕秦雅君、吳牧青,〈關於策展,我(們)曾經是這麼想的......〉(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134月號,No.167)。
〔註六〕呂佩怡,〈當代策展的徵狀與困境〉(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134月號,No.167)。


(本文刊登於 非常評論Very View No.14)https://www.facebook.com/veryview?fref=ts

(本文同時刊登於 a.m.postNo.1022014 1月號






12.18.2013

影像的展示與對話:美術館中的錄像與電影

《語法學:當代錄像趨勢》,鳳甲美術館
(圖片來源:鳳甲美術館臉書專頁)


《語法學:當代錄像趨勢》為2013年鳳甲美術館「策展人培力計畫」的提案展覽之一,策展人簡麗庭將展覽分為三個子題:「錄像作為表演的文件」、「電影的回聲」以及「空間中的影像與物件」,試圖以作品歸納出錄像藝術的語彙。錄像藝術發展至今,從最早與電視媒體、紀錄形式的結合,以至錄像與電影之間的轉化,其發展早已走向多元的開放,這樣的過程與時代背景有著密切關係。錄像藝術的影像語言能夠傳達不同層面的議題討論,形式上又與電影不盡相同,因而在當代藝術中具有極大的表現性。然而,錄像展覽有些問題可以討論,包括「如何展示?」以及「如何對話?」。就此,這裡關注的是「影像的策展」,亦即影像展覽如何在一個展示空間中被呈現?而影像展覽要如何使觀者在有限的觀展時間內駐足與消化?其所產生的對話性與一般藝術展覽有何異同?


當「影像」進入美術館


「電影的回聲」子題闡述了動態影像的魅力在發展初期便征服大眾,成為娛樂工業的一環。展覽論述中,策展人指出「錄像」與「電影」雖乘載模式不同,卻都預設了某種針對影像的觀看模式。事實上,兩者之間一直存在著微妙關係。時間上,電影的出現比錄像早,但進入美術館的時間較晚。近年「電影展覽」的概念興起,源自錄像藝術在過去發展中與電影的互相影響。例如電影導演尚-盧.高達(Jean-Luc Godard)將電影轉化為另一種錄像表現,其作品《激情本事》是他在1981年拍攝完《激情》後的回顧。高達認為這樣的轉化,能夠作為一種重新回顧與撰寫。此嘗試藉由解構影像,使影片產生另一種不同於電影院放映的影像語彙。12013年國立台灣美術館的《TEA超級關係》一展中,藝術家傑夫.迪森(Jeff Deson)的《後窗全景》(Rear Window Loop),即挪用希區考克的《後窗》片段,並結合動畫以創作出不同於原先電影的敘事語言。從這類錄像創作來看,它們皆是經由電影片段的擷取,使其脫離原先的敘事脈絡,而賦予一種新的表現語言。


Jeff Deson,《後窗全景》(Rear Window Loop),2010,尺寸依展場調整,三頻道投影

圖片來源:http://www.jeffdesom.com/hitch/

考克多特展《於世紀的思路上》(Cocteau, sur le fil du siècle),法國龐畢度中心

圖片來源:http://r.llb.be/image/59/51b88009e4b0de6db9a93959.jpg



受到錄像藝術蓬勃發展的影響,電影也開始脫離原先的電影院而進入美術館。法國著名電影學者與策展人多明尼克.巴依尼(Dominique Païni)多次策劃「電影展覽」,致力推動「展出電影」的概念。其中, 2001年的「希區考克與藝術,致命的吻合」Hitchcock et l'art, coïncidences fatale)以及2003年的考克多特展「於世紀的思路上」(Cocteau, sur le fil du siècle)皆為多明尼克擔任總策劃所舉辦的電影展覽。多明尼克認為「電影展覽」的出現,一方面來自於數位技術的發展,因為影像能以各種形式循環播放,具有穩定性以及依賴性,從而產生一種「類繪畫」的觀看狀態。另一方面也與當今的影像地位有關。由於九年代開始著重觀者的「身體感知」,也就是對感官的開放,而非僅是意義的開放。「自由」的解放亦因時代變遷,而影響到此種展覽模式。展覽中的觀者開始具有「能動性」,不只是被動地在展場觀看作品,而開始具有主動觀展的自由性。


「電影展覽」與「錄像展覽」的關鍵語彙

對多明尼克而言,電影展覽的語彙主要分為四個關鍵:片段與細節的擷取、影像的複製展示、明亮的影像、觀看的時間長度。就此,電影展覽事實上承自錄像展覽而來,因而本文嘗試將兩者做比較,討論其型態展覽的異同。其一,兩者在美術館所展示的皆為影像的「複製」,電影展覽展示的是一部電影的擷取片段;錄像展覽則是一部錄像作品的完整片段。電影在美術館中,因片段的擷取而脫離原先的敘事結構,展示的是一個「凝縮的戲劇性」。而美術館中的錄像則是直接的被展示,並非經由擷取過程與場域轉換。這一面向的差異,導出「片長」的問題:一部電影片段的擷取該如何脫離原先的敘事結構,卻又不會偏離核心?錄像作品的時間少至一分鐘,長至一小時,如此的差異又該如何在一個展覽中展示?

電影與錄像展覽皆需要一個相對較暗的展場,襯托出本身的「明亮影像」,展示上也需要有適當的觀看距離,使觀者能夠自由調配與選擇觀看的時間、順序與起始點。就此而言,數位載體的展示產生了不同型態的觀者,如單純的藝術展覽便是靜態作品與動態觀者,而影像展覽則是動態觀者與動態觀者的對話。這也就帶出第四個關鍵:觀看的時間長度。影像展覽所展示的是一個時間性對象,不同於藝術作品做為相對物質性的對象。2

《曖昧的存在:是誰在懼怕認同?》,鳳甲美術館

圖片來源:http://www.ncafroc.org.tw/mag/news3_show.asp?id=47


影像展示與觀看的可能性


影像展覽的特殊展示與觀看模式,卻也引發一些問題,例如一個影像展覽該如何展示?什麼樣的策展,能使觀者在有限的觀展時間下駐足與消化?蔡家臻去年於鳳甲美術館所策劃的《曖昧的存在:是誰在懼怕認同?》,以「錄像圖書館」的展覽形式,試圖就影像展覽的兩個徵兆做為思考。這檔展覽一共展出64件錄像作品,並以影片碟盒的方式放置於展場中,觀者可自行選擇作品觀看。就藝術家以及觀者而言,皆是一種突破以往的展示與觀看模式,因為前者希望其創作能夠「被觀看」;後者則習慣於在展場中「被動觀看」。蔡家臻認為此種觀看態度來自於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下的觀看與展示關係,亦即觀者以一種「消費者」的身分觀展,這種被動觀看的展覽,似乎是滿足觀者視覺感受的一種包裝。3


       《語法學:當代錄像趨勢》,鳳甲美術館
(圖片來源:鳳甲美術館臉書專頁)


就當代藝術的展覽趨勢來看,論述大多為主導核心,但「展示」(display)對於一件作品的「活化」效果卻是不容小覷。貝爾亭(Hans Belting)在討論全球當代藝術文時,提及全球藝術興起前因新媒體的發展,首先增加了藝術的能見度。由於錄像藝術開始出現於美術館,因而打破了白盒子空間做為主導的展覽型態,更因媒材的使用,拉進了藝術與大眾之間的距離。(如電視與電影的娛樂性質,以平易的敘事使藝術變得較為貼近生活)4「展示」可以說是作品的一部分,許多創作是到了展場才算完成,但對於純錄像作品而言,則是數位載體的選擇。因而在《曖昧的存在:是誰在懼怕認同?》中,蔡家臻希望回歸到作品本身的影像美學來看,而非依附於數位載體與空間的呈現。她以田野訪談為研究基礎,嘗試將作品放回藝術家的自身脈絡。如同一座圖書館,此檔展覽所「展示」的是一種影像文件,觀者需要的便是花時間駐足;主動選擇作品進行播放。類似於「圖書館」的展示型態,《語法學:當代錄像趨勢》則將「工作室」搬至展場,觀者坐在桌子前彷彿日常中觀看電腦螢幕的狀態,賦予觀者不同於過往的觀展經驗。


上述兩個台灣當代錄像展覽的案例,可以看出兩種不同於過往錄像展覽的展示型態。這樣的顛覆不同於多明尼克所強調的「適當距離」,而是以一種類日常狀態,拉近觀者與作品的距離。兩檔展覽雖已在「如何展示?」以及「如何對話?」的層面有諸多思考,卻難以達到較大的效果,原因在於觀者的觀展習慣較難改變。影像展覽的觀者雖然有相對多的能動性,卻無法達到兩檔展覽所欲追求的精神上的能動性,亦即脫離被動的觀展模式。同時,每件作品的長度皆不相同,在如此大量的展示下,觀者如何在有限時間下消化?

或許,「展場—作品—觀者」的關係需更加深討論,針對「展示」與「對話」層面,思考影像展覽的策展模式,以突破影像展覽在今日所引發的諸多徵兆與困境。自然,這並非一時一刻便有可能尋覓到確切的解答,但相信在不斷嘗試的過程中,終將會一點一滴地找到屬於影像展覽的清晰輪廓。





註議
〔1〕-盧.高達(Jean-Luc Godard)認為透過電影語言的轉化,可以將影像與電影的生產過程重新書寫,而對觀者而言更是加入「從未看見到看見」的過程。–陳永賢,《錄像藝術啟示錄》(台北:藝術家,2010年)。
〔2〕多明尼克提及,過去在1930年代,也就是西方的電影工業開始蓬勃發展之時,當時電影是在一個極權且自由被束縛的年代中被生產,因而它隱含著一種在空間中被俘虜的觀看狀態。然而,美術館作為一個傳統的展示空間,但電影在其中的展示卻可以產生另一種觀看的可能性。–本文中有關多明尼克教授的內容統整,主要來自於國立台北市立教育大學於1011日所舉辦的講座《美術館中的電影:電影作為一種造形藝術》中的議題討論。
〔3〕蔡家臻,〈為何如此策畫?就「曖昧的存在」談對策展的操作策略與思考〉《現代美術 NO.167》(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134月)
〔4〕Hans Belting著,王聖智譯,〈作為全球藝術的當代藝術:一個批判性的分析(下)〉《藝外No.36






11.16.2013

死亡與重生:吳天章《傷害告別式》中的影像儀式

吳天章,《傷害告別式》,攝影、絨布、亮鑽,190x130cm1994

(圖片提供:吳天章)


為了引導出完整的情感性,記憶經驗不可避免地會被喚起。於此,攝影必然得轉變成某種其他事物,將照片附加某種東西,讓它由過去通往現在,引導出我們的根本。做為攝影主題的死者肖像也同樣轉換了。從單純可見的存在被導往、轉變為強烈感受物。–Geofffrey Batchen〔註一〕


攝影影像做為記錄真實的工具,具有召喚記憶的功能。就肖像照而言,相中人物在保有過去瞬間的同時,隱含著時間的死亡。吳天章90年代的作品,構圖大多挪用過去照相寫真的肖像照,並在外框加上台灣喪葬儀式中的塑膠花或亮鑽做為點綴。其中,創作於1994年的《傷害告別式》,以「遺照」為主體,表現對於生死的體悟與歷史感懷。而影像如同時間容器,儲存了各種記憶,時間每分每秒走過,都像是將每一瞬間封存至影像當中。就此,《傷害告別式》結合影像與現成物材質的方式,就如同一種「傷痕書寫」,述說著過去記憶中的各種創傷。但它如何經由影像的「儀式」將其中的記憶召喚,並重新看待那段創傷?又如何不再將其中的「死亡」視為對立,而以「重生」方式,做為生的一部份繼續存在?

肖像影像的生死交錯


中國早期的巨幅繪畫來自傳統的帝王畫像,特點是將帝王比例放大,如初唐閻立本的《歷代帝王圖》藉此凸顯帝王的崇高。「肖像」是吳天章一直以來的創作主軸,他的作品如《關於蔣介石的統治》,雖然只著重單一人物描寫,但單色背景、人物比例誇張放大,帶有過去帝王畫的語彙。爬梳藝術史可知,期藝術品的功能之一是崇拜儀式。直到機械複製時代來臨,藝術品奠基於儀式的特質逐漸消逝,攝影的展覽價值則幾乎取代了儀式。班雅明即認為肖像照能在紀念性的儀式中扮演重要角色,影像的祭儀價值因此在儀式中找到另一個容身之處〔註二〕

在台灣,攝影術傳入前的肖像照概念,源自中國傳統的祖先畫像。祖先肖像畫的特徵是要具有長壽、富貴的象徵,以展現後代在尊親隆祖思想下對先祖的孝思〔註三〕祖宗崇拜之所以成為中華文化信仰中的重要部分,是因為相信人死後,靈魂依然存在,並成為超自然界的一部分。祖宗崇拜方式分為牌位崇拜與墳墓崇拜,而現今家中所供奉的祖宗牌位,即以遺照做為崇拜對象〔註四〕在崇拜儀式中,攝影影像扮演「生」與「死」的交織,而相中人物如同攝影中的幽靈,發揮影像的祭儀價值。

從文化人類學的觀點來看,人類行為類別可分為實用行為、溝通行為與宗教巫術行為。第三類也是一種溝通行為,差別在於對象不是人,而是超自然的靈魂。人們希望透過行動來溝通,而在儀式中,主要是藉由各種「表演」來取得更有效的傳達〔註五〕巴特曾指出,幽靈的拉丁字根「Spectacle」與「表演」有關,同時也有死者復返的意味。因而,巴特認為攝影是經由「戲劇」才接近藝術,並非僅透過繪畫。攝影術發明之初,達蓋爾所發明的銀版法,即是將上了碘化銀的銅板置於暗箱內,經曝光後以辨識影像,此作法與戲院內的透景畫幕(Diorama)相似。透式法畫作、透景畫幕與攝影,三者均起源於暗箱,而戲劇之所以比繪畫更接近攝影,是因為兩者的中繼者皆為「死亡」。早期戲劇演員以化妝術扮演死者,將自身當作既為活的又是死的肉身存在。而在早期肖像攝影裡,被攝者於在沙龍內裝扮華麗的矯揉造作,如同戲劇演員般,在快門按下瞬間(於影像中)死去,卻仍活於現實的當下〔註六〕

創傷的告別與重新書寫


《傷害告別式》中的男子如同演員般扮演死者,但不同於喪葬儀式中的嚴肅遺照,而是以各種詭譎姿態面對觀者。如男子將物件塞進嘴裡是來自其原始慾望,也就是佛洛伊德在人格發展理論中提到的「口腔期」(oral stage) 此時期的嬰兒主要靠吸吮、吞嚥等活動刺激得到本能性的快感。相中人物透過戲謔方式,翻轉傳統喪葬儀式的禁忌與規範,藉由這場影像儀式,激起原始慾望。在這個狀態中,他們並非告別式中不再復返的死者,而是藉由這場(影像)儀式告別過去,回到最初的狀態以重生。

就時代性而言,90年代的台灣剛經過解嚴的自由開放,隨之而來的是各種對於主體性的討論。吳天章於此時期開始運用影像來創作,表達生命感懷以及身分認同的反思。《傷害告別式》以遺照形式,結合外框的華麗絨布與亮鑽,象徵莊重的喪葬儀式,人物卻又顛覆傳統的典範,使其作品隱射藝術家對時代脈絡的反思。過去戒嚴時期,人們的創傷經驗無法言說,解嚴初則是一片喧囂,到90年代則轉變為另一種集體言說。在人們身上留下的這些記憶,如同一種身體印記,乘載著過去那段時間的傷痕書寫。


服喪:不是壓垮、不是堵塞,而是一種悲哀的空虛感:我在警覺狀態,在等待、在窺伺一種「生命意義」的出現。Roland Barthes〔註七〕


吳天章曾回憶過去參加一場重要的告別式,恰巧在生命一進一出的當時,感受到生死的體悟,因而想將這樣的感懷表現在藝術上〔註八〕。其後,吳天章也從而脫離創作瓶頸進入90年代的轉型階段,猶如巴特所言,服喪似乎在窺伺一種「生命意義」的出現;同樣地,藝術家以及影像中的人物,似乎也在告別式中放下沉重,轉而勇敢迎向下一輪的生命面貌。如今,距離90年代已一、二十年,回首90年代的當代藝術,其中的隱喻不同於解嚴初的喧囂,而是帶有愁思的,如同《傷害告別式》中對過去記憶的感懷、對集體創傷的隱喻。相對於現今的年輕人而言,那些傷痛記憶就像是一段歷史書寫,但對於經歷過的人們來說,卻是烙印在身上的深刻記憶。或許經由影像的儀式,人們因告別而痊癒、因告別而重生,得以尋找另一層生命意義。


【註解】

〔一〕飯澤耕太郎著,黃耀進譯,《寫真的思考》(台北:城邦文化,2013年),頁185
〔二〕Walter Benjamin著,許綺玲譯:《迎向靈光消逝的年代》(台北:台灣攝影工作室,1999),頁069~070。
〔三〕廖瑾媛:《背離的視線:台灣美術史的展望》(台北:雄獅,2005年),頁011~021
〔四〕李亦園:《文化與修養》(台北:Airiti Press2010年),頁171~174
〔五〕同註四,頁236
〔六〕Roland Barthes著,許綺玲譯:《明室.攝影札記》(台北:台灣攝影工作室,1997年),頁018~041
〔七〕Roland Barthes著,劉俐譯:《哀悼日記》(台北:商周,2011年),頁091
〔八〕引自筆者於20128月訪談吳天章之逐字稿紀錄。



(本文刊登於 非常評論Very View No.13)https://www.facebook.com/veryview?fref=ts





10.07.2013

浮動的島嶼想像:談「日昨之島」展覽的延伸思考




人類發明「經緯度」的測量前,在海洋上因缺乏可靠的技術支援,頂多以觀察星辰的方式去掌握船艦的位置。直到十五世紀開始,一連串的科學突破與發展之下,天文航海學的技術革新,使得人們開始由被海洋掌握,轉變成掌握海洋,也因此揭開了「海權時代」的序幕(1)。從此時開始,西方國家開始依靠航海技術的革新航行於世界各地,並不斷在各個土地上插上他們的國旗,而造成了日後帝國主義的擴張。這些在海權時代之後所被殖民的國家,在無從選擇之下,進而因外在力量的迫使而打開門戶,或者於割讓條約之中承受更換主權的命運。時至今日,所有過去的被殖民國早已獨立,卻無法完全脫離文化上所受到的種種影響,同時,更因為全球化現象,導致一種處於外在衝擊與內在反思的「混沌」認同。就此,今年夏天於關渡美術館的「日昨之島」(The Islands of the Day Before)一展,試圖以「海洋」的角度去觀看這些曾以被殖民國身分下的藝術創作,是如何在內與外的拉扯之中,呈現如同島嶼般的「浮動」狀態?


作為「家屋」的島嶼


在家屋外面的世界裡,雪覆蓋了每一種色。其結果就是在這整片遍佈天地的雪白中,我們感受到一種宇宙的否定狀態。因為外在世界的存有感被減弱了,反而讓他們體驗到各種私密感質地的張力更為強化。                   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


以北回歸線作為分隔:以台灣作為座標定點,我們北向面對的是日本,南面則是菲律賓與印尼。台灣所處的位置是一個絕佳的觀照位置,但在過去的歷史中,卻因為位置上的優異,而成為各國占領的慾望所在,甚至在二戰時對日本而言是最佳的「南進基地」。從「經緯度」本身看起,其所構成的座標系統不僅指涉在空間上的轉換,更是對於時間區域劃分的重要依據。然而,若撇開科學技術的觀察,單純以肉眼去看,卻無從察覺到它的存在,此時的我們如同航海術發明前的水手一般,對於一個地方的建構是以自我的身體感知,或是對於整個天地的觀測所組織而成。也就是說,島嶼的存有其實是自身在這塊土地上所建構的意象,我們詩意地建構它,以作為「家屋」的所在(2)。從黃品玲的《漂浮之島》來看,在一片具想像空間的畫面中,那種靜與動之間的拉扯明顯浮現於上,黃品玲所欲表現的島嶼並非再現我們真正身處的島嶼,而是對於它自我建構並作為家屋的島嶼敘述。而林怡君的《美好時刻52,53》則較不同於《漂浮之島》的詩意建構,在這樣類似於遊戲式的測繪(Mapping)手法下,我們仍可從細微處看出藝術家對於島嶼的抽象思考(3)。林怡君以多樣的塊狀與線條,反映年輕世代對於自身定位的矛盾狀態,亦即不欲涉入主體認同,卻又在意象中隱藏著這種欲動與欲靜之間的心理層面。


黃品玲,《漂浮之島》,油彩、畫布,112*145.5cm2013


林怡君,《美好時刻52,53》,油彩、畫布,150*300cm2013(註4




以歷史的角度切入討論,台灣在過去經歷了多種政權的殖民統治,從而形成多元複雜的文化形貌。然而,對於「島嶼」本身我們是如何在混沌的狀態下思考?爬梳台灣美術史的發展,早期台灣的島嶼形象來自於荷蘭殖民時期所繪製的大量海圖、地圖與景觀圖,其目的偏向於藝術與科學結合的實用性質,但這些圖像在具裝飾性與知識性兼具之下仍具有極大的參考依據。最早將台灣繪製成一座完整島嶼的是1624年所完成的《台灣海圖》,此圖雖然沒有較精準的內陸標誌,卻總算掌握台灣整體的沿岸輪廓。而清朝時期作為考察管轄地功能的《台灣方志八景圖》,以木刻版的形式繪製了八個重要的台灣景點,但在中國文人的影響下,這些圖像大多是揉合對於中國山水的想像以及離鄉仕官的心境投射(註5。其後,日治時代所形成的地方與殖民色彩繪畫,戰後因逃避心理仍導向日本畫風的時期,再至七○年代因國際情勢的低迷,而渴望回歸文化根源而出現的懷鄉寫實主義。從宏觀的歷史角度來看, 藝術創作無法與外在情勢切割,而是與它相輔相成,對於島嶼的思考,亦可由此作為討論。其一,在外在環境變遷之下,藝術創作欲重新尋找自身的定位,類似於七○年代所追求的「本土認同」,亦即因外在世界存有感的消逝,使其對於內在認同有著新的體驗。這樣的反思,在彭賢祥的《鱒魚之夢之殘篇》中以看出他在形式與媒材選擇上,所投射出的認同隱喻。此件作品是由中部大肚山特殊的紅土所燒製出的「土書」,而那些帶有符號性的圖像則隱含著人們於在地想像與對外投射的個體探尋。此外,「書架」上的「書籍」本身便帶有歷史思考的作用,我們似乎如同這些書架,將自我各自置於島的一方來重新定位自身,亦同時反映心中對於島嶼的詩意建構。




彭賢祥,《鱒魚之夢之殘篇》,土書,依場地而定,2007


許旆誠,《沉默的螺旋N41°59'E145°》,油彩、壓克力、畫布,120*240cm2012(註6



其二,過去殖民國與身為被殖民地的台灣而言,外來文化上的影響不可忽視,但其意義並非二元對立,而是來自於個人對其歷史的詮釋與定位。策展人在展覽論述中以日本為例,敘述1853 年因美國海軍駛入江戶灣浦賀海面所造成的「黑船事件」,迫使日本結束長期多年的鎖國政策,卻因此逐漸邁入現代化。這樣對於現代發展的轉捩點,日本人不但不將「黑船事件」中的將軍視為一名侵略者,甚至於將日後「明治維新」運動的啟蒙功勞歸功於他,更為其立碑以為紀念(註7許旆誠的《沉默的螺旋N41°59'E145°》在色彩上帶有日本膠彩畫的礦物性,構圖上雖以譬喻的方式,隱射台灣與日本之間的文化糾葛,卻使觀者因各種符碼,反思時至今日仍深植於台灣文化的日本色彩。畫面下方雙手舉著旗子的人物,站在島嶼的一隅,面對著左右兩方的不同區塊,指涉的便是個人對於歷史的詮釋,我們該如何看待台灣與日本之間的關係,其實取決於觀者本身的脈絡與認同。




席時斌,《荷魯斯-命運的鳳尾獅鷲 》,不鏽鋼、有機玻璃、鈦金鍍膜,H240*L248*W60cm2013


全球藝術下的浮動與拉扯


身為太平洋上的四座島嶼,台、日、菲、印在過去皆因海權時代而開啟門戶或遭受殖民的命運。日本的定位較為特殊,同時身為過去的被侵略者,亦為二十世紀的亞洲侵略者,台灣、菲律賓以及印尼皆前後,短暫或長期地受到日本的殖民統治。然而,在今日全球化下的當代藝術,受到過去殖民色彩影響顯著的被殖民地,因而產生在自身脈絡與外在因素之間牽制的狀態。席時斌的《荷魯斯-命運的鳳尾獅鷲 》以金屬材質製作這隻鳳尾獅鷲,形式上帶有一種西方神祕色彩,但其細節卻皆來自於他的自身記憶,也就是屬於台灣這座島嶼的個體記憶。從張晴文討論席時斌作品一文中寫到其創作中的幾何和記憶,幾乎是其作品中的重要關鍵,席時斌近年的的創作,以神話中動物的題材討論虛構文本中的對象,卻往往是庶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象徵物(註8再者,以全球藝術的角度看待,身處於一個過去遭受各種外來文化導入,加上現今全球化現象持續擴張的島嶼,我們是如何思考浮動的混雜認同?




                        蓋伯瑞.博瑞多(Gabriel Barredo),《金屬男人體#1》,複合媒材,162*126*25ccm2006-2007



蓋伯瑞.博瑞多(Gabriel Barredo),《金屬男人體#1》,複合媒材,162*126*25ccm2006-2007


奈良美智,《東方青春》,壓克力、畫布,160*145cm2000



對於自身文化的複雜狀態,台灣藝術家在創作上從對於作為「家屋」的島嶼想像,至記憶與身分認同的反思,亦可在日本、菲律賓以及印尼的藝術創作上看出類似的語彙。如菲律賓藝術家蓋伯瑞.博瑞多(Gabriel Barredo)的《金屬男人體#1》以金屬、絲線等組成的裝置,帶有飛翔姿態的人體,暗示他們在華麗的表層之下欲走出殖民色彩的心理狀態;又如印尼藝術家阿古斯.蘇瓦吉(Agus Suwage)的《修復能力》在明顯受西方影響的構圖與人物造型之外,亦結合帶有印尼本地的圖騰於背景當中,顯示出兩者在文化上的相互牽制。而日本在此展覽中處於一個中心與調和的位置,身為戰後冷漠世代的奈良美智與新世代的大庭之介,在不同的世代視域下,反映藝術家如何看待日本過去的雙重歷史身分,以及近年因經濟成長而導致的諸多問題所在。就此而言,本文以台灣的作品為主要切入點,從此角度將台灣作為座標定點,以此觀察四個國家在島嶼想像之下,所引發的兩種討論:作為家屋的島嶼意象,以及全球藝術下的多元文化形貌。前者從經緯度的技術上出發,其雖然作為精準測量的方式,得以定位島嶼的絕對位置,但對於人們來說,一個島嶼的建構更多來自於意象本身,這樣的現象明顯反應在台灣的年輕創作者身上,也就是一種從自我出發,並將島嶼作為「家屋」的想像,似乎回到經緯度發明前的觀星與感知測量。後者以全球藝術的角度,討論台灣與另外三個國家的藝術家,如何在其創作中表現自身處於殖民文化,與全球化現象持續擴張之下,對於自身的混沌認同,以及浮動的島嶼想像。「日昨之島」一展以特殊的「海洋」觀點,面對過去歷史與當代現實之際,在藝術創作上如何因內外之間的衝擊,而獲得知識開拓的獨立視野,從四個島嶼國家的創作中,拉出一條對於島嶼的延伸思考,亦即我們如何以自身觀點看待歷史,以及如何建構對於自身島嶼的想像。





【註解】

〔1〕經緯度的測量方法來自於英國的一位鐘錶匠約翰‧哈里遜(John Harrison1693-1776),他所發明的「航海計時器」在17736月獲英國國會頒發獎金才算是承認他的經緯度發現,直至1772年庫克船長發現之旅歸來後,才受到當代航海家的肯定。- 蔡雅芝,〈經緯度的故事〉,《科學發展》(20058月,392期)。
〔2〕加斯東.巴舍拉(Gaston Bachelard)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台北:張老師文化)。
〔3〕張禮豪,《日昨之島》展覽論述,2013
〔4〕圖片來源:非池中藝術網 (取自: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647684608590051.1073741885.132432786781905&type=1)
〔5〕劉益昌、高葉榮、傅朝卿、蕭瓊瑞《台灣美術史綱》(台北:藝術家出版社,2009)。
〔6〕同註四。
〔7〕同註三。
〔8〕張晴文,《記憶,以及人的尺度 ——席時斌個展「在我們的馬車上製作一座星盤」》( http://studio-bin.blogspot.tw/)





Floating Island Imagination: Discussion of Extended Speculations of “The lsland of the Day Before”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geographic coordinate system”, mankind only could control the location of vessel by observing the stars as the shortage of reliable technical support. Not until the years of fifteen century, Technical improvement of astronomical navigation under a series of breakthrough an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did people master the ocean from being controlled by the ocean to lift curtain on “the age of sea power”. The western countries had begun sailing around the world since then, and continuously planted their flags on the lands worldwide, causing the expansion of imperialism in the future.

These colonial countries after the age of sea power had no choice but were forced to open the doors by foreign strengths or bear the destiny of sovereign replacement in treaty of cession. Up to this day, all colonial countries in the past were independent but have not yet separated themselves from various influences in the culture. In the meantime, the phenomenon of globalization further results in identification of “hybridity” between external conflict and internal reflection. At this point, the recent exhibition “The Islands of the Day Before” in Kuandu Museum of Fine Arts attempted to view how the artistic creations with identities of colonial countries at the angle of “ocean” present “floating” status same as an island.

The Island served as the “House”

In the outside world,snow covers all tracks, blurs the road, muffles every sound; conceals all colors. As a resulf of this universal whiteness, we fell a form of cosmic negation in action…because of the diminished entity of the outside world, experiences all the qualities of intimacy with increased intensity. -Gaston Bachelard

Setting northern tropic to separate from coordinate point in Taiwan is Japan in the north we face and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 in the south. Taiwan is in an excellent observation location; however, its distinct location attracted many countries desires to occupy and became the best “base of marching south” for Japan in WWII. Standing at the viewpoint of “longitude and latitude” itself, the coordinate system constructed not only refer to the conversion in the space but also is an important basis of time zone division. Nonetheless, we cannot simply perceive its existence with naked eyes regardless of observation by scientific technology as if we were sailors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navigation in combination of constructing a place with self-body perception or observation of the universe. Namely, the existence of an island is an image constructed in the land where we are, poetically, the location of the “house”.
   
According to Huang Pin-Ling’s “Floating Island”, drag between static and dynamic significantly appeared in a piece of picture with an imaginary space. The island that Huang Pin-Ling presented is not an island where we really are but description of an island served as the house with self-construction. Lin Yi-Chun’s ”Wonderful Moment 52,53”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poetic construction in “Floating Island”. With skill similar to “Mapping” of the artist, we can find out her abstract thought on the island from the details (note 3). Lin Yi-Chun tried to reflect contradictory state of young generation’s self-positioning with variety of massiveness and lines, not involving in the subject identity but concealing psychological level between intended static and dynamic.

From history point of discussion, Taiwan has thus become multiple and complex cultural morphology after experiencing colonial domination under variety of regimes. Nevertheless, how should we think deeply under the state of “chaos” on “island” itself? By carefully examin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art history, the island image of early Taiwan came from a large number of nautical chart, map and landscape map drew in the Dutch colonial period, which the purposes biased toward practical nature combined with art and science. But these graphics still have high reference frame along with decoration and knowledge. “Taiwan charts” completed in 1624 was the earliest map that Taiwan was drew in a shape of island. Even it didn’t have more precise inland symbols the map mastered more or less the contour along the bank of Taiwan.

 “Eight Views of Taiwan Chronicles” issued in the Qing Dynasty drew eight important scenic spots in Taiwan in the form of woodblock prints for the purpose of investigation of jurisdictional territories; In spite of this, these images were blended with imagination of Chinese landscape and people’s state of mind projection when away from home for official career. Afterwards, the local and colonial style of paintings formed in the period of Japanese occupation, but still guided to Japanese style after war due to evasion psychology. Homesickness realism appeared with desire of returning to the cultural roots in 70s when the downturn in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From macroscopic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rtistic creation is unable to separate from the external situation but supplement each other. The thinking of the island can be discussed on this basis. Firstly, relocation of artistic creation itself under the change of external environment is similar to “local identity” we pursued in 70s, i.e. vanish of the existence of external world causes new experience in internal identity. Such introspections can be found in Peng Hsien-Hsiang’s ”Dream of Thout-Fragments” that identity metaphor is projected from his choice of the form and media. This work is a “clay book” made from special terracotta of Mountain Dadu in central Taiwan, symbolic images on which implied people’s individual search between local imagination and external projection. Additionally, “books” themselves on the “bookshelves” have the function of historical thinking as if we’re these bookshelves putting ourselves in any side of the island respectively to relocate and reflect poetic construction for the island in our minds. Secondly,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culture from the colonial power on Taiwan as a colony cannot be ignored. Its meaning is not binary opposition but interpretation and relocation of an individual on the history. A curator took Japan as an example in the exhibition discourse that the U.S. Navy warships arrived at Uraga Harbor in the Edo Bay and under threat of attack demanded that Japan open to trade with the West resulting in “the Black Ship Event”. This event even though forced Japan to bring its closed-door policy to the end but allowed Japan gradually to modernization. Facing this turning point of modern development, Japanese not only would not treat U.S. Navy General as an aggressor but also attribute enlightenment of future “Meiji Restoration” to him and further monumentalize the event.      

Mineral paint on Hsu Pei-Cheng’s ” Spiral of Silence N41°59' E145°” is like Japanese Nihonga. Although his composition of a picture hinted cultural entanglements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with metaphor method, the viewers could reflect Japanese style deeply planted in Taiwan culture up to this day from variety of codes. A figure below the picture raising the flag stands at a corner of the island facing different blocks on both left and right sides, which refers to pers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The way how we dee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Japan actually depends on viewer’s individual context and identification.    

Floating and Pulling under Global Arts 

Taiwan, Japan,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 four islands in the Pacific were in the destinies of opening doors and colonization in the age of sea power. The positioning of Japan is more special as it was a victim of aggression and an aggressor of Asia in the twenty century that Taiwan,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 were under Japan colonial rule for short and long term. However, the contemporary art in the colonies under today’s globalization is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previous colonial character thus generated containment state between individual context and external factors.

This Phoenix Tail was made of metal material in Hsi Shih-Pin’s “Horus-The Fatal Gryphon with Phoenix Tail” with form of western mystery, but all details came from his personal memory, which is an individual memory belonged to Taiwan island. Referred to Chin-Wen Chang’s articles for the discussion of Hsi Shih-Pin’s works, it mentioned that geometries and memories in the creation are almost important keys for his works. Hsi Shih-Pin’s recent creations used mythical creatures as subjects but always indispensible symbolic objects in the life of the common people to discuss the objects in fictional text. Furthermore, how should we standing at the position of global arts think floating mixed identification in the island suffered from introduction of various foreign cultures adding continuously expanded globalization at present?

Similar vocabularies can be seen from the imagination about the island served as a “house” to the reflection of memory and identity in the creations of Taiwan’s artists including those of Japan, Philippines and Indonesia’s artists toward complicated status of individual cultures. For example, Gabriel Barredo, Philippines artist used metal and silk thread to compose a device “Wired Man#1” that a human body with flying posture hints they intend to go out of colonial character under gorgeous surface layer; For another example, Agus Suwage, Indonesia artist showed mutual dependence in both cultures by connecting with local totem on the background of his work “Rest Energy” that composition and character shape are obviously influenced by the west.

While Japan in this exhibition located in the center and reconciliation, Yoshitomo Nara of indifference generation and Dasisuke Ohba of new generation after WWII based on different generational horizon reflect how artists treat Japan’s dual historical identity in the past, and many problems caused by economic growth in the recent years. Taken in this light, this article used Taiwan’s works as a major breakthrough point to set Taiwan as a coordinate point producing two discussions by observing four countries under the island imagination: Island imagination served as a house and multiple cultural features under global arts. The former starts from the technology of latitude and longitude, though the method of precise measurement can locate absolute position of the island, more come from the image itself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sland. This phenomenon significantly responds to Taiwan’s younger creators, meaning the imagination for an island served as a “house” started from oneself to return to the measurement of star gazing and perception before the invention of latitude and longitude. The latter based on the viewpoint of global arts discusses how artists in Taiwan and other three countries created colonial culture that they have had it with, and present their chaos identification as well as floating island imagination under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globalization phenomenon.

How the exhibition ” The lsland of the Day Before” facing previous history and modern reality at standpoint of specific “ocean” can acquire an independent view of knowledge development on artistic creation from the impact between inside and outside and pull out an extended thinking about the island from creations in four island countries. That is how we view history at our own views and how we construct our own island imagi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