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20.2014

中佐做完體操之後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但是你們知道嗎?今天我們所做的會創下歷史新頁。」
「是的,長官!」

經過將近一小時的車程,我們來到集合點,下了軍車的同胞們浩浩蕩蕩地沿著人行道左轉、右轉、直走、再右轉,終於看到了目的地。我深深呼了一口氣,鼻子卻被陣陣的潮濕味所嗆到,而不時傳出的槍擊聲早已讓我兩腳發麻。面對這腥風血雨的時刻,我納悶著中佐(隊長)是如何保持冷靜以面對敵軍的?想著想著,罪惡感又湧現,而一切都來自於我的懦弱。回憶起入伍第一天,我在中佐的辦公室看到他過去率領泡泡特攻隊攻下天母的紀念大頭貼,五彩繽紛的泡泡飛揚於街頭,中佐與隊員們以自信滿滿的神情與姿態看著鏡頭,留下了勝利的片刻。

此時,泡泡一號的隊員們已抵達士林,我看著他們再看看自己,軍服底下的我們到底來自哪裡,我們是何人似乎仍難以言喻。或許我還年輕,不夠成熟,但時間仍在我臉上印下了時代交替的哀愁,怎麼抹都抹不去。戰爭確實是一個死亡的過程,無可否認。也許你說:「因為我們的到來,你們始能解脫」,但好比一座城市的都更一般,任何的新生都必然在毀滅的基礎上,其速度之快,快讓我們司空見慣,而逐漸這樣「順」下去。那麼殖民呢?就算你說:「我們早已離去。」,但我們手裡仍拿著泡泡槍,對著鏡頭等待著さん、に、いち」……


我一直認為,幫助記憶的那些物件,不論是回憶錄、照片還是傳記,它們不該只被視為一功能性工具,因為它們本身就是一種記憶實踐。

走進照相寫真館,我先將繪製有富士山景色的布景架好,再從儲藏庫拿出圓桌,準備著第一位預約客人上門。

「嘿,布景缺少了一樣東西:芭蕉樹」身穿帝國軍服的客人這樣跟我說。
「好的,請稍等。」

大家都說,寫真館像是一個理想世界的入口,進來的人們不再有階級之分,可以說是「攝影機前人人平等」。由於技術仍不發達,人們無法攜帶笨重的機器到外拍照,此時的寫真館便是最佳的留念地,如同過去的傳統肖像畫,老祖宗們總喜歡佈置各種物件來面對鏡頭,反映他們對世界的理想與期望。

這倒又像是另一種身分證明,我想照片的主要功能雖然是彌補記憶的遺失,但同時也建構著每個人的身分認同吧。

擺好了芭蕉樹、小狗乖乖地上了桌,一切都就定位。
我對著客人說:「好了喔,看這邊……三、二、一!」

喀擦。


「嘿!你有在聽嗎?」
我的眼睛眨了一下,眼前的他握著夏季限定的冰滴咖啡,用疑惑的眼神看著我。
「喔,不好意思,我聽得太入迷了。」
「反正,我的作品靈感很多都來自記憶,尤其是我的祖父,他一直認為自己是日本人喔!」他說著說著,秀出一系列的作品給我看。

目光移到裱在木框裡的肖像照,像中人物頭部套著絲襪,穿著同右方男子一樣的和服,卻露出半邊女性胸部,我才察覺這是一位扮男裝的女子。有趣的是,人物套著絲襪的神情竟與畫中人中那誇張、變形的臉部特徵極為相似,這樣的挪用原典又自創風格,確實替畫面增添了不少樂趣。

不論是模仿古典日本繪畫的構圖、服裝、學「如花」絲襪套頭的把戲、女扮男裝的「同人誌」精神,還是敞開胸部的情色成分,皆在搞怪之下「玩古喻今」。

「這個「古」指的真的只有日本文化嗎?」我心裡冒出了些許問號。
因為不管怎麼看,編導重攝過的這張影像在日本味之下仍有著一股「台」味:一種融合了「假假」的文化底蘊。那這個「今」呢?我認為是比喻台灣的混雜(hybrid)文化,交織著舊殖民的日本文化、國民政府遷台後的替代性文化,以及當代大量在後殖民之下的文化景觀。

「第一次到日本的我真的很震驚,覺得一切的幻想好像都破滅了。」他這樣說。

從小到大,跟著祖父一起成長的他深受日本文化影響,但是成年前一直沒機會去那裡。對他來說,日本始終是一塊既熟悉又陌生的土地,所有的「印象」都來自祖父。直到25歲那一年,他終於在那趟旅程中看到了另一面的日本,而他過去所「想像」的日本則漸漸消逝……

「這個時候就交給我吉宗來處理。」
「是的,將軍大人!」

那一刻,我又不自覺地再墜入似夢非夢的意識流中,但這回眼前的是江戶幕府的第八代將軍-德川吉宗。不過,這回我馬上回過神,避免自己再度墜入。

乍看之下,眼前的影像如同一齣時代劇,人物個個穿著江戶時代的服裝,手裡握著武士刀,擺出傳統武士該有的英姿,一旁則有挪用自日本浮世繪與中國章回小說的「名牌」,標示著每個人的名字。仔細一看,總覺得哪裡怪怪的……背景好像不只是日本風景,還有台灣的著名地標。不信邪的我,檢查了別張,台北101、總統府、中正紀念堂,你想的到任何景點無一倖免。再繼續端倪,畫面中個別人物的光線不同,卻又在同一個空間中,表現一股魔幻寫實的氛圍。

「編導式攝影是我慣用的手法,而且所有道具、服裝都是我親手做的!」他自信地說著。

我十分佩服他無師自通的手作天分,但此刻我的腦中全都繞著「舞台」而轉,不斷想著繪畫、戲劇與攝影與「舞台場景」之間的關係。因為透視法畫作、透景畫幕與攝影三者其實都源自暗箱。

還記得巴特(Roland Barthes)曾經說過,攝影之所以接近藝術並非經由繪畫,而是戲劇。攝影如同一個原始劇場,演員們紛紛以化妝來脫離群眾,將自己的身體既當作活的也是死,面頭鏡頭的被攝者也是一樣,在那造作的裝扮下,我們看到的是活人扮演的靜態影像。當然,巴特指的是過去攝影因技術上的限制,被攝者需長時間在鏡頭前等待曝光而呈現的狀態,加上攝影術的不普及,人們到相館所尋求的便是一個寄託:藉由裝扮來暫時逃避現實的避風港。

剎那間,我才想通,這些影像之所以讓我一不留神就「陷進去」的原因便在於其中的「戲劇性」。我再次盯著影像看,這些人物像在演出一部時代劇,但整體又有種說不出來的造作與不正經感,更精確地說,他們較像是當代的日本流行文化:Cosplay的扮裝素人,而非時代劇中的真實演員。交雜著舊有與當今流行的文化特色,又帶有台灣味的元素,我們看到的或許就是台灣人對於日本的想像吧!

這一張張影像就像是一幕幕的戲劇場景,當快門按下的那瞬間,被攝者像是進入蟲洞,穿越至另一個時空……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與他相約前,我下樓走到展覽室,跟著依稀聽到的數拍口號向作品邁進。影片的旋律對某一段時期的台灣人來說極為耳熟能詳,熟悉的程度大致上可以直接跟著跳,而不需靠著教學影片進行。

「你知道嗎?美術館的志工阿姨們都會跟著一起跳餒!」他興奮地跟我說。

生於90年代初我,童年學的雖然是已改編過的體操版本,我仍不自覺地跟著擺動身軀,隨著旋律搖擺起來。有趣的是,日本版雖然語言不同,卻有著相似的節奏與韻律,諸多動作也大同小異。從大頭貼、照相寫真館、時代劇、浮世繪到體操,我們似乎「從未」停止接收他們的文化,卻傻傻地認為早已是過去式……


蔣介石、毛澤東、胡志明等強人或領袖的肖像畫系列,讓我忍不住笑了。

衣服上鑲著與他們神情極為相像的卡通人物,強人們的五官也不再是原先的樣子,而是融合了藝術家的輪廓與神情。這幾件畫作讓我聯想起森村泰昌的作品,他扮成卓別林在電影《大獨裁者》中的希特勒形象,化身為那個殘暴的獨裁強人。「森村 = 卓別林 = 希特勒」的三位一體外觀,使作品重現了西方劇場的經典橋段,也就是對強人政治肖像的反諷。像是著名百老匯歌劇《製作人》曾以性別扮演的戲謔娘娘腔的表現,來重新詮釋希特勒。

那麼眼前的這幾幅肖像呢?
畫中者在雙重身分中來回轉換,但我們卻一看就知道是哪位強人領袖,但也知道是藝術家本人。

他皺著眉頭說:「他們全部都被神化了。」

沒錯,完完全全地被聖像化。

還記得母親曾跟我提及當年蔣介石去世,所有學生被規定要到他的靈堂前敬禮,許多學生都哭成一團,像是自己的親人逝世般傷感。對於那段歷史,我一直覺得很不可思議。

這些被聖像化的所有偉人們,你們的神話是如此地家喻戶曉,但時間的手卻毫不留情,在經過世代交替的翻雲覆雨後,你們的神話也逐漸隨之破滅。


道別後,只見他邁開步伐,走向一片青翠的草原。草原上,幾個穿著短裙的日本女高中生嬉鬧跑動著,在他的,跟我的眼裡,形成奇特的兩幅風景。


 (文/戴映萱)



本文為
《書圖 RE WRITING》參展文章。
(2014 《書圖 RE WRITING》,福利社FreeS Art Space,台北,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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