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的物件」展覽現場，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2014下半年於倫敦「維多利亞與阿爾伯特博物館」（Victoria & Albert Museum，簡稱V&A博物館）展出的「抵抗的物件」（Disobedient Objects）囊括歷史上社會運動所使用的「物件」，並將它們分為五個子題：「創造世界」（Making Worlds）、「大聲疾呼」（Speaking Out）、「直接行動」（Direct Action）、「團結一致」（Solidarity）、「多數的抗爭」（A Multitude of Struggles）。值得注意的是，V&A屬於藝術與設計博物館，但是策展人凱薩琳•弗羅德（Catherine Flood）與蓋文•格林登（Gavin Grindon）避免使用歷史照片搭配線性年表的展示方式，顯示他們不將此展視為博物館內的歷史回顧展，而是在當代策展的實踐下以「行動」劃分各子題。另一方面，該展不以「設計品」而選擇「物件」（Objects）來稱之，原因或許在於它們關注的並非只是形式，更是物件的政治性「效力」，也就是物件在抗爭運動中的任務。
從策展層面來看，紐約「藝術家機構」（The Artist’s Institute）策展人安東尼•休伯曼（Anthony Huberman）曾在《照顧》（Take Care）一文中從瑞士藝術家彼得•費斯奇里（Peter Fischli）與大衛•衛斯（Dvaid Weiss）的著名作品《如何工作的更好》（How To Work Better）中延伸討論物件、藝術家、策展人與機構之間的關係。休伯曼認為當我們面對作品或展覽時，不只需要問他們「做」（do）了什麼，更重要的是他們做的時候是如何「表現」（behave）？「do」與「behave」其實都有執行的意思，但兩者在此需被區分，前者較傾向於實際的操作，但後者有更多在舉止或是關係層面上的著墨。對休伯曼而言，藝術發生的場域並非只是美學上的關係，更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關係。展覽也是如此，當代的展示機構不再傾向將所有「已知」展示給預設「不知」的觀者，而是藉由展覽形式使觀者重新看待或重視（care）那些「已知」，或是在另一方面提出問題給觀者回應。因此，當代策展並非只是詢問「展示什麼」與「如何展示」，更多的是如何在策展實踐中「表現」的不一樣〔1〕。
當我們踏入「抵抗的物件」展場，位於中心的子題「創造世界」引用了世界國際勞工組織（The International Workers of the World Constitution）在1905 年時所宣示的一句話：「我們正在舊的框架中建構一個新的社會結構」。該子題展示了各種「實用性」物件，像是抗爭指引、路線圖、搭建抗議帳篷、製作防護面具等說明文件，試圖從社會運動中的理性面切入，顯示社運者如何如商討戰爭策略般組織架構，並改變社會、歷史。從這點來看，策展人巧妙運用展示策略將物件「正典化」的動機也就不彰而顯。所謂的官方歷史通常會排除大多數的抗爭活動，或僅以略帶的方式提及，而被排除於大敘述中的「包含」（inclusion）。然而，我們所處的社會實際上皆倚賴社會運動的積累而成，不論當時成敗如何，抗爭中的質疑與省思，皆是讓社會往前邁進的關鍵。「抵抗的物件」沒有嘗試建立一個抗爭美學或是方法學，而是如休伯曼所提出的情感層面下，重新「照顧」這些抗爭物件，將它們從歷史大敘述中的「排除」（exclusion）昇華至現在的「包含」（inclusion）。
「大聲疾呼」與「直接行動」則展示了社運大量運用的「書盾牌」（book bloc）、繪有抗爭標語的看板，以及各種廣告或文宣，兩者一方面強調抗爭者如何藉由這些工具來達到身體力量結合的目的，同時更關注於它們是否能確實傳達訊息。從羅馬到倫敦的學生抗爭事件，展覽呈現了「書盾牌」的兩種作用，它在實際面上是為了抵抗政府的施壓，更象徵性地與身體結合，在各種書籍的抵擋下發揮知識做為自由表達的力量。這些書盾牌自2011年第一次在華爾街出現後便持續出現在世界各地，逐漸變成一個社會運動的抗爭象徵物，原因一方面是這些抗爭者大多是有知識、技術但看不到未來的學生、畢業生或短期契約的員工，他們藉由這樣的方式去發聲，欲抵制經濟霸權並獲得更多權力。不論是書盾牌或是各種宣示物，或另一子題「團結一致」中所展出的T-shirt、旗子、面具皆具有某種凝聚力，它們並非只是道具，而是內化成抗爭者身體的一部分，使他們更加同心協力地並肩「作戰」。
「抵抗的物件」展覽現場，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London。
關於「物」自身的內部轉化，哲學家拉圖爾（Bruno Latour）與韋伯（Peter Weibel）曾在2005年共同策劃於德國卡爾斯魯爾藝術與媒體中心（Zentrum für Kunstund Medientechnologie; ZKM）的「公諸於世」（Making Things Public）中提出該展核心：「Back to things!」。其不只是一個宣言，更是一個唯實論（Realism）式的挑戰，亦即他們所定義的「物件導向民主」（object-oriented democracy）會是什麼模樣？拉圖爾認為「物」（Things）包含物件（Objects）、圖像（Image）或想法（Idea），其「自主性」（autonomy）使它們不願屈服於任何人或物的掌控之下，亟欲擁有自身主體。然而，它們之所以能有所「動靜」，更需追溯試問：「是什麼賦予物生命？」〔2〕從此問題延伸反思「抵抗的物件」中展覽與物件的關係，或許能將它看作一個必互助的過程，也就是「物件」需仰賴場域而獲取新的生命，而這樣的過程不僅拉長了抗爭戰線，更同時延長了運動的作戰期間。從展覽最後的子題「多數的抗爭」可看出策展人在時間與空間上的擴展意圖，像是該子題對實際行動的關注，轉至社會運動如何藉由抗爭物件互相連結而組織成一個跨國界的網絡。
近來，關於「物」的討論在藝術與哲學領域中的持續燃燒，從「泛靈論」到「思辨唯實論」，它們開始對人類本位說進行批判，加上今年台北雙年展以去人類中心做為核心概念，討論物的「自主」如何與人之間形成一種新的關係形式。「抵抗的物件」雖然沒有以去人類中心論為主軸，但是它在策展實踐上所「表現」的不同，以及對「物件」的重新整合便是建立新關係形式的一種方式。最有趣的莫過於接近展覽尾聲的展牆，其中一面開放任何進行中或即將發生的社會運動直接在此「發聲」，我們在上面可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抗爭文宣，甚至代表九月以來香港占中示威運動的雨傘也在此拉長戰線，期望獲得更多的「重視」或瞭解。策展人試圖讓展覽並非只是一個限定於展覽開始與結束的場域，而這些「物件」也跟隨著展覽在以行動為角度分類而重獲新生；追隨著抗爭著一起出一份力。然而，抗爭物件的「何去何從」便成為該展的未知數，它們是否會列入V&A典藏庫是我在看完展覽後所留下的疑問，另一方面更從中反思：這些物件是否需進入藝術系統中成為藝術文獻（art documentation）？或者它們早已在美學導向的策展思考中逐漸脫離全社會系統？
(文/戴映萱)
(文/戴映萱)
【註譯】
〔1〕 Anthony Huberman (2011), Take care. http://www.theartistsinstitute.org/MEDIA/take%20care.pdf [accessed 08/10/14]
〔2〕 Latour, "From Realpolitik to Dingpolitik or How to Make Things Public," in Making Things
Public: Atmospheres of Democracy , ed. Latour and Peter Weibel (Cambridge, Mass. , 2005),
pp. 14-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