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梅啟事：1976-2014回顧展」展覽現場（圖片提供：臺北市立美術館）
「我從小就很懷舊，彷彿我曾經活過一次。」—梅丁衍﹝註一﹞
觀看「尋梅啟事：1976-2014回顧」那天，母親在《大隱隱於市》前指著各種物件訴說著她們那個年代的故事。「這個印有航空公司Logo的包包當時可珍貴呢！以前的人很少坐飛機，所以都要留做紀念並拿出來炫耀！」、「噢！這個是很流行的粉盒，女生幾乎人手一罐。」、「那是50年代很常見的尼龍繩手工藝品喔，小時候勞作課都要學的。」進入展場後，母親持續滔滔不絕地講著各時期的記憶。如此的觀展經驗是有趣的，身為外省第三代且生於解嚴後90年代的我，僅能透過他人或媒介來獲得那段「歷史記憶」，觀展中也彷彿透過母親與外省第二代的「集體記憶」走進了那段歷史……
出生於戰後嬰兒潮的台灣藝術家梅丁衍，因其外省第二代身分而長期與「省籍意識」對抗，面對時事常以揶揄作法處理，透過日常物件的撿拾、語意雙關、解構、諧音等多重方式，關注台灣歷史、政治與文化間的各種狀態。去年他於藝術計劃（Art Issue Projects）展出「台灣之光」個展後，近期於台北市立美術館展出的大型回顧展囊括1976年至今的作品，回顧了三個創作時期：「美術啟蒙」（1976-1983）、「紐約洗禮與身分認同」（1983-1992）、「本土化」（1993-）。該展從大門口開始以「物件」拉出一條能與作品相對應的線，如同展覽的脈絡導引，卻又像歷史的註解，夾著已成遺物的哀愁。然而，從物件到符碼挪用，這四十多年的回顧中，究竟梅丁衍尋到了什麼？「尋梅啟事」標題十分耐人尋味，從表層看來，我們要尋的是梅丁衍的創作脈絡，但我們是否在觀看中也在尋找個人的身份認同？又或者，「尋」字實則為一個疑問，試圖拋出並暗示尋找過程的種種問題？
從物件展示方式看起，大量的舊有日常物件以展示櫃排列方式展出，如此撿拾舊有物件，從中挖掘記憶以整理一章章的歷史冊頁，如同班雅明（Walter
Benjamin）文章中的「垃圾美學」（trash aesthetics）般處理歷史書寫。對班雅明而言，「日常生活」是他的問題意識，亦為他寫作的核心思想。班雅明在其回憶錄散文《柏林童年》中描述了童年的所見所聞，當時因德國納粹政權崛起，使他不得不離開從小生長的城市，而此後的柏林已不是他記憶中的城市。文章透過細節及生活中不經意的剎那，刻劃了1930年代的柏林。不過對班雅明來說，時間層面中的日常生活非線性地發展，每一刻也非單純的時間點，所以我們需將焦點放在過去與現在的糾葛，而非不斷地還原過去，如此才能捕捉所有剎那閃現的記憶，而這些拼湊著脫離主體而孤立存在的碎片仍然可以建構記憶，因為它們是整體的縮影﹝註二﹞。
不同於班雅明以文字編整碎片，梅丁衍是將做為記憶碎片的物件組成《大隱隱於市》的一部分，或放置於展示櫃、展間，與實驗作品相呼應。他像是考現學家般由零散不全的遺證，觀察、重構過去的生活形式。這些物件確實堆疊著常民記憶，並承載了梅之生命，但整體又儼然成為穿透歷史與尋找身分的媒介物。梅丁衍思考著物件如何從單純的消費圖騰中，轉變為文化歷史的乘載物，因為每個物件都有其特徵及語意功能，並非純粹的實用性而已。梅丁衍關注依附在台灣近代史脈絡下的物質符號，他認為這是個人成長史所延伸出的「社會學考察」。拜網路拍賣所賜，昔日跳蚤市場如大量出土的考古現場，先出土（清倉）而後考據，使過去幾近滅絕的碎片得以還原。在拼湊、整理物件的過程中，梅丁衍先找到的是自我的個體記憶、經由他人或其他媒介所獲得的歷史記憶，再間接彙整出人們的集體記憶，這些各階段記憶因構成一個記憶整體，而帶出尋覓身分認同的問題。
「身分」問題在梅丁衍身上來自於他外省第二代的生命經驗：1949年前後第一代外省人跟隨國民政府移居台灣，集體地渴望某天能成功「反共復國」。許多移民不是孑然一身，只能與幾個家人相依為命，繼續著流離他鄉的命運。身為這批移民的孩子，大多深受父母親的觀念影響，延續對一塊陌生故土的抽象認同。然而，隨著政經以及世界局勢的變動，許多外省第二代開始檢視自己的成長經驗，並反思自己是誰，未必垂直接收上一代的身分認同。梅丁衍於80年代出國念書後，因受到文化衝擊而轉向虛無主義，留學後期因耙梳美國的「華人史」而深感文化背景差異導致華人在西方世界發展的困頓點，開始轉向政治性的藝術，並以身分認同為創作基礎，延續他的省籍意識追尋。
返台後，梅丁衍開始將創作中的身分認同，衍生到國家定位的政治層面以外，亦在文化層面進行各種討論。從前者看起，1996年的《哀敦砥悌》是從身分認同的原文「Idendity」而來，由於台灣自與美國斷交並退出聯合國後，始終面臨國際邊緣化的問題，外交困境實則隱含著認同問題。作品同時帶有「時間性」，梅丁衍不斷「更新」變異於作品當中：對於新建交的國家他製作了銀牌，而迫於國際情勢與外交操作而斷交的國家，則配以刻有諷刺性字眼的鍍金盤或錦旗，如去年與我國斷交的甘比亞，便被加上「賣友求榮」四個字，顯示出梅式的諷刺性幽默，但隱隱中又帶點複雜的無奈情緒。
文化層面在旅美時期已漸醞釀，梅丁衍身處西方華人社會中而開始思考身分，回國後的作品《思愁之路》以蠶與紡織工業，關注台灣文化的在地性（locality），《子不語》則在語意與視覺上呈現儒家文化在台灣與中國間的矛盾關係。巧妙的是，兩件作品擺置於「本土化」時期的開端，大紅色展間的配置暗示勢力崛起的大中國，兩側的兩件作品似乎象徵著台灣的邊緣處境。到了2009年創作至今的《台灣可樂》系列，梅丁衍將他收得的老物件重新安排組合，並以靜物型態試圖述說個人的記憶。乍看之下，作品以西方靜物畫呈現，展場亦以古典沙龍展的方式呈現，但細看畫作細節無不是台灣常民文化的日常物品。從第一期的文獻式物件、本土化探討的多件裝置作品，到《台灣可樂》的寫實靜物，梅丁衍探討近代台灣物質文明史，注入了大量的的集體記憶，夾雜了日本殖民史、國共內戰、冷戰、戒嚴等相關內容。如果說北美館大門口的《大隱隱於市》是「序章」，前兩期開啟了身分認同的追尋問題，那麼第三期似乎又回到了原點的疑惑：我們是誰？台灣是什麼？台灣人是什麼？
或許，「尋梅啟事」正是藉標題拋出問題但不正面回應，期望觀者在三個時期、作品與物件中尋找答案。我們看他人尋覓身分的同時，其實也在追循著自我身分，如同母親在回味過去時光時也同時尋找著自己的記憶與身分。而我們是否也該反思我們的身分認同方法、對於身分的定義、身分的累加和重疊，在此刻與不同階段中有何異同之處？
此展讓我們爬梳梅丁衍的創作脈絡之餘，如同翻閱了台灣近代史冊，引領我們「每個人」進入歷史記憶並找尋我們「每個人」。而到底我們的身分認同為何，我們與藝術家都還在這個未竟事業的漫長過程中摸索。許多進行式的作品其實已隱晦指出此一現況，例如1999年持續至今的《你的成功成為我的幻覺》、2003至今的《燦柱》、《八二三823》等，甚至第三期的「本土化」也標註了1993年至未來的提示。而玲瑯滿目的常民物件亦非僅是懷舊而已，經由梅丁衍如考現學家般的撿拾、編整後，不僅召喚了記憶，更指向現在與未來的問題意識。展場入口處上方掛著「華人與寵物准許入內」的牌匾，似乎也讓答案不言自明，「華人」此曖昧又危險的字詞，凸顯了台灣人在文化意識上的身分認同，但政治定位上仍因不同背景的人而有不同的回應。整體而言，尋梅啟事的「尋」字指的是進行式乃至未來式的這個尋找動作，而「梅」則一方面呼應回顧展的命題，做為中華民國國花的「梅花」，似乎也隱隱暗示身分認同問題仍懸而不決。
(文/戴映萱)
【註譯】
﹝註一﹞此段引自「尋梅啟事：1976-2014回顧」藝術書：《梅語錄》（台北：台北市立美術館，2014年）
﹝註二﹞Ben Highmore著，王志宏譯，《日常生活與文化理論導論》（大陸：商務印書館，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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